止痛药销量曾一度超越伟哥，背后家族隐藏大秘密？

前言：萨克勒家族在世界各地捐助了无数的艺术建筑和研究机构，然而其家族企业普渡生产的止疼药OxyContin却在美国产生出数一百万计的药物成瘾者。而这，都要归因于萨克勒家族对止疼药的无原则营销。

萨克勒家族的艺术大手笔投资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北侧是一片广阔而通风的大厅式建筑，埃及政府赠送美国的典德尔神殿陈列于此。这座砂岩纪念碑落成于两千年前的尼罗河边。埃及政府将其作为礼物拆解运到美国并再次组装起来。安放典德尔神殿的萨克勒馆于1978年向公众开放，也是美国大慈善家萨克勒家族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出生于布鲁克林的亚瑟，莫蒂默和雷蒙德——萨克勒家族的三兄弟都是医生，在一生中捐款建设了很多设施，其中许多以其姓氏命名的机构今天依旧耳熟能详：华盛顿的萨克勒美术馆、哈弗大学的萨克勒博物馆、古根海姆的萨克勒艺术教育中心;卢浮宫的萨克勒馆。此外还有坐落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等十多所知名学府的萨克勒研究所和相关设施。萨克勒家族被授予了各种教授职位，也包揽了各项医学研究。艺术学者托马斯·劳顿（Thomas Lawton）曾经将亚瑟（Arthur）比喻为“当代先驱”。1987年在亚瑟去世前，他告诉他的孩子们，“让你离开时的世界比来时更美好”。

莫蒂默于2010年去世，而雷蒙德也于今年早些时候去世。这些兄弟留给他们继承人的，不仅是为人称道的慈善传统，还有富可敌国的巨大财富。亚瑟的女儿伊丽莎白位居布鲁克林博物馆董事会，她捐赠成立了伊丽莎白A.萨克勒女权主义艺术中心。雷蒙德的儿子理查德和乔纳森在耶鲁大学癌症中心任教授。理查德说：“我父亲让乔恩和我都相信慈善事业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莫蒂默36岁的女儿玛丽莎·萨克勒（Marissa Sackler）以及莫蒂默的第三任妻子特雷莎·罗琳（Theresa Rowling）创立了一个非营利的孵化器Beespace，后者对很多慈善基金提供了支持。玛丽莎最近指出，她发现“慈善事业”这个词已经过时。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企业家”。

当1880年大都会博物馆最初落成时，作为其受托人之一的律师约瑟夫·切特（Joseph Choate）在落成仪式上发表了演讲，宣扬了慈善事业的不朽：“都想一想，很多业内的百万富翁将获得多大的殊荣。你所做的，只是听取我们的建议，把猪肉变成瓷器，把原材料变成无价的陶器，把粗犷的矿石变成精美雕塑的大理石“。通过这样的转变，许多财富就会转化成永久的公众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族财富会被遗忘，但以捐献者命名的建筑物却永远存在。据《福布斯》报道，萨克勒现在是美国最富有的家庭之一，财产净值大约为13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洛克菲勒或梅隆家族。

真实的资产：止痛药帝国

萨克勒家族的大部分财富都是在近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但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财富的来源讳莫如深。虽然萨克勒家族经常公开谈及慷慨慈善的问题，但他们几乎不会公开谈论家族企业。其家族企业普渡制药公司是一家位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私人企业，研发推出了处方止痛药OxyContin。1995年该药品上市后，OxyContin被业内誉为医疗突破，这种麻醉性药物可以帮助患有中度至重度疼痛的患者。该药成为普渡制药公司的一枚重磅炸弹，据报道，公司营收约为350亿美元。

但是OxyContin是一种有争议的药物。其唯一的活性成分是羟考酮，是大名鼎鼎的海洛因的化学表亲，其强度高达吗啡的两倍。过去，因为众所周知这种合成药物是从鸦片中提取的，由于这类药物有一定的成瘾性，除了针对癌症引发的疼痛和用于临终治疗之外，医生一直不愿意开阿片类药物用作止痛之用。曾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的戴维·凯斯勒（David Kessler）表示，“几乎没有药物像阿片类药物一样危险。”

普渡制药公司针对OxyContin的推广发起了一系列营销活动，试图反对固有的态度，改变医生对阿片类药物的处方习惯。该公司之所以资助研究工作并并提高医生报酬，就是为了说明关于阿片类药物成瘾性的担忧被过分夸大，OxyContin可以安全用于更多疾病的治疗。医药销售代表将OxyContin称之为一种“可以长期使用”的药物，而数百万患者也发现该药物是止痛的绝佳良药。但是很多患者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依赖性，而一旦减量，虚弱感就随之而来。

争议中的止痛药：成瘾还是不成瘾？

自1999年以来，有20万美国人死于与OxyContin和其他处方阿片样药物有关的使用过量。许多吸毒者因为发现处方止痛药太贵或太难获得，已经转向使用海洛因。据美国成瘾医学协会介绍，在吸食海洛因成瘾者中，有五分之四的人都是从使用止痛药开始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最新数据表明，每天有145名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

布兰迪斯大学阿片类药物政策研究协作联合主任安德鲁·科洛德尼（Andrew Kolodny）与数百名患有阿片类物质成瘾的患者合作进行阿片受体研究。他表示，虽然主要是OxyContin以外的阿片类药物导致了许多成瘾症，但是由普渡制药公司精心设计的处方文化逐步导致了危机的产生。科洛德尼指出，“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些所有阿片类药物的处方趋势，可以看出在1996年，相关处方量陡然增长。这不是一种巧合。当年普渡制药公司发起了多方运动，误导了医疗界关于这个风险的认识问题。“当我问及科洛德尼普渡制药公司该对目前的公共卫生危机负有多大责任时，他回答说：”最大的份额“。

尽管你可以在数十座建筑物上找到萨克勒家族的名字，但普渡制药公司的网站却鲜有这个家族成员的身影，公司董事会的名单并没有包含萨克勒家族三代人的八名家庭成员。杜克大学医学院前主席，精神病学教授艾伦·弗朗西斯（Allen Frances）指出，“我不知道世界不同地方有多少房间是以萨克勒家族命名的。他们的名字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成果的缩影。但是，终归他们是以牺牲数百万成瘾者的生活为代价获得了这笔财富。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竟然摆脱了这一污点。”

雷蒙德·塞克勒和贝弗利·塞克勒

“萨克勒博士自认为也被认为是萨克勒家族的族长，“代表亚瑟·萨克勒子孙的律师曾经观察过。亚瑟是一位门牙有缝的指挥大师，曾师从荷兰精神分析师约翰·汉姆·范奥西森（Johan HW van Ophuijsen），萨克勒自豪地将范奥西森描述为“弗洛伊德最喜欢的门徒”。亚瑟和他的兄弟都是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移民的孩子，在大萧条时期的布鲁克林长大。他们三人都进入医学院深造，并在皇后区的Creedmoor精神病中心合作出版了一百五十本学术论文。以亚瑟自己的话说，他对“自然和疾病人类秘密”的方式特别着迷。萨克勒家族对精神疾病的生物学方向很有兴趣，例如那些电击疗法和心理分析。

但是，三兄弟真正积累财富的是在商业领域，而非医疗实践。他们向公众分享了创业历程。早在青少年时期，莫蒂默就是高中报纸的广告经理，通过游说切斯特菲尔德发布了一则香烟广告后，其获得了一笔五美元的佣金这在当时堪称一笔巨款。1942年，亚瑟在专门从事医疗领域的小型广告机构威廉·道格拉斯·麦克亚当斯（William Douglas McAdams）谋得了一个写作职位，获得的报酬能够支付他的医学费用。事实证明他对这项工作非常擅长，最终亚瑟收购了该机构，并彻底改变了整个制药行业。在此之前，制药公司还没有通过广告宣传的行径。作为一名医生，同时又是一名广告人，亚瑟对于营销的熟知展示了广告狂人般的直觉。他认识到，销售新药物不仅需要吸引患者，而且还需要获得开处方医生的认可。

萨克勒认为医生是无可置疑的公共卫生管家。他习惯说：“相比于国家，我更愿意把自己和家人放在一个同胞医生的判断和怜悯之下。所以在销售新药时，他设计了一种直接针对临床医生的运动，在医学期刊上放置广告，并向医生办公室派发文献。意识到医生受自己同行的影响最大，他引用业内杰出代表来批准他的产品，引用科学研究（这些研究经常由制药公司承担费用）来佐证效果。在萨克勒手下工作了十年的约翰·卡利尔回忆说：“萨克勒的广告看起来非常严肃，堪称医生与医生之间的交谈。但是这还是广告。“1997年，亚瑟入住医药广告名人堂，其终生成就在于”将广告宣传引入了药品营销“。但艾伦·弗朗西斯指出：”造成制药行业现状的可疑做法都要归因于亚瑟·萨克勒（Arthur Sackler）。”

一般而言，广告都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但亚瑟营销的技巧有时是一种公然欺骗。在20世纪五十年代，他制作了一个关于辉瑞抗生素西格马霉素的广告：一系列医生的名片，以及“越来越多的医生发现西格马霉素是抗生素治疗的最佳选择”，这等同于让棒球明星米奇·曼托为麦片打广告。但1959年，《星期六评论》的调查记者试图联系名片上的一些医生。发现这些医生根本不存在。

20世纪60年代期间，亚瑟对镇定剂Librium和Valium进行了大量营销。一个关于Librium广告的描绘了一名年轻女子携带一大堆书籍，并建议如果大学新生在离家之后感到焦虑，最好的方式是用镇静剂处理。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受到身份认同感的折磨”，此外还补充说，大学生活带来了“一个关于全新世界的焦虑。“这则广告跑在一本医学杂志上。此外，萨克勒也对Valium进行了大量推广1965年，一位医生在《心理学》杂志上写道：“我们何时不使用这种药物？”一项活动鼓励医生为那些并没有精神病症状的人开出Valium：“对于没有病理学可证明的患者，可以考虑使用Valium。“Valium的制造商Roche并没有对其潜在成瘾性进行深入研究。在该企业与萨克勒合作过的温格尔森（Win Gerson）多年后指出，Valium的营销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部分原因是该药物的效果非常好。格尔森说：“起早就了很多废人，但这种药物是有效的。”到1973年，美国医生每年开出的镇静剂处方超过一亿张，无数的病人开始依赖于镇静剂。参议院曾就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所说的“依赖性和成瘾性的噩梦”举行过听证会。

在运营广告公司时，亚瑟·萨克勒（Arthur Sackler）还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每个半月出版一次《医学论坛报》，其受众有60万名医生。他自嘲自己既是制药广告公司的负责人又是医学期刊出版社的负责人。但是在1959年，他旗下的MD出版社，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抗生素部门主管亨利韦尔奇(Henry Welch)支付近30万美元，让后者帮忙推广某些药物。有时韦尔奇在发言时，会把某些药物的广告口号插入讲话中去。（这一交易被发现后，韦尔奇被迫辞职了。）当我问及关于韦尔奇的丑闻时，受访者笑了起来，并说：“他被亚瑟选中了。”

1952年，萨克勒兄弟收购了一家小型专利药公司Purdue Frederick，该公司位于格林威治村，主营业务是生产泻药和滴耳液等简单药品。根据相关法律文件每人控股三分之一，但被出版和广告业务缠身的亚瑟扮演了一个消极的角色。记者Barry Meier在2003年出版的《痛苦杀手：奇迹药物的成瘾与死亡之路》一书中指出，亚瑟对待他的兄弟“根本不像兄弟姐妹，而是对待像小孩一样。“而现在，雷蒙德和莫蒂默成为联合CEO，拥有了自己的公司。

60年代初，田纳西州参议员埃斯特·凯福韦（Estes Kefauver）成立了一个研究制药业的小组委员会且发展迅速。曾经调查过黑社会的凯福韦对萨克勒兄弟特别感兴趣。凯福韦手下工作人员编写的一份备忘录指出：“萨克勒帝国有完全一体化的行动，可以在其控制的药物开发企业中有目的地制造出一种新的药物，有关于该药物的临床测试，并从各医院获得有关药物测试的有利报告，有联系方式，有广告手段，并在自己的医学期刊上发表临床文章以及广告文案，还会通过报纸和杂志上的公开文章进行营销植入。“1962年1月，亚瑟前往华盛顿，与凯福夫小组委员会当面质证。参议员小组对他提出了各种尖锐的问题，但亚瑟是一个强大的对话者——圆滑，冷漠，言语无可挑剔，没有参议员能否定他。萨克勒抓住了凯福韦的一个错误，并说：“如果你受过医疗相关专业的学位培训，你就不会犯这个错误。”有人质疑一种胆固醇药物会造成脱发等副作用，萨克勒面无表情地讲，“相比于冠状动脉加厚，我宁愿掉头发。”

随着萨克勒家族越来越富裕，他们成了艺术品的常客。1974年，三兄弟向大都会博物馆捐赠3500万美元，用于建造典德尔神殿的翼楼。当年莫蒂默在这里举办了一次奢侈的生日聚会。蛋糕是伟大的狮身人面像的形状，但它的脸已经被莫蒂默替代了。

1987年4月，亚瑟·萨克勒（Arthur Sackler）73岁时，他让自己的第三任妻子吉利安掌管整个家庭支出。他口述了一个简短的备忘录：“我决定自行负责我的遗产问题。”一个月后，亚瑟心脏病发作死亡。家族在大都会博物馆为其举行了追悼会，但亚瑟的孩子们和吉利安就遗产分配问题反复争吵，并因为房产与莫蒂默和雷蒙德争论不休。他们指责吉利安试图窃取他们应得的遗产。根据家庭会议记录，亚瑟的女儿伊丽莎白认为亚瑟隐藏了一些真正的价值投资，因为他不想让莫蒂默和雷蒙德知道。”一位家庭律师告诉孩子们，“两边都没有绝对的胜算。”

亚瑟的后裔仍然拥有Purdue Frederick制药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莫蒂默和雷蒙德也有兴趣购买股份。该公司已经搬到康涅狄格州，最终更名为普渡Purdue Pharma制药公司，在家族的管理下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这样的财富似乎并不多。在两兄弟出价的时候，普渡制药公司已经开发了一种新药：OxyContin。

人类种植了罂粟的历史已经有五千年。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也承认这种植物的疗效。但即便古代，人们都清楚，麻醉药物的功效被其成瘾的危险性所抵消。在1996年出版的《鸦片：历史》一书中，马丁·布斯（Martin Booth）指出，对于罗马人来说，罂粟是睡眠和死亡的象征。在20世纪80年代，雷蒙德和莫蒂默在普渡制药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开发出一种新型止痛药MS Contin，这是一种具有“控制释放”专利配方的吗啡丸：药物会在数小时内逐步溶入血液。（“Contin”是“连续性”的缩写。）MS Contin成为普渡制药公司历史上销量最大的药品。但到80年代末期，产品专利即将到期，普渡制药公司高管开始寻找一种替代药物。

负责这项工作的是雷蒙德的儿子理查德，这是一个神秘，举止略显笨拙的人，其曾经接受过医学培训。理查德于1971年加入普渡制药公司，从担任他父亲的助理开始一路上升。他的名字曾出现在许多医学专利上。1990年夏天，普渡制药公司科学家向理查德和其他几位同事发了一份备忘录，指出MS Contin“面对严重一般性竞争的能力有限，必须考虑其他受控释放的阿片类药物”。该备忘录描述了正在进行的研发工作，是开发一种含有羟考酮的产品，羟考酮是德国科学家在1916年开发的阿片类物质。

羟考酮生产成本较低，已经被用于其他药物，比如羟考酮和阿司匹林混合的复方羟考酮Percodan，以及羟考酮与泰诺酚混合的对乙酰氨基酚Percocet。普渡开发出一种纯的羟考酮药丸，具有与MS Contin相似的释放配方。该公司决定生产低至10毫克的小剂量药丸，而剂量为80毫克和160毫克药丸的效力远远超过市售的任何处方阿片类药物。正如巴里·梅尔（Barry Meier）在《疼痛杀手》中写道，“在麻醉的功效方面，OxyContin绝对是一种核武器。”

前言：萨克勒家族在世界各地捐助了无数的艺术建筑和研究机构，然而其家族企业普渡生产的止疼药OxyContin却在美国产生出数一百万计的药物成瘾者。而这，都要归因于萨克勒家族对止疼药的无原则营销。

萨克勒家族的艺术大手笔投资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北侧是一片广阔而通风的大厅式建筑，埃及政府赠送美国的典德尔神殿陈列于此。这座砂岩纪念碑落成于两千年前的尼罗河边。埃及政府将其作为礼物拆解运到美国并再次组装起来。安放典德尔神殿的萨克勒馆于1978年向公众开放，也是美国大慈善家萨克勒家族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出生于布鲁克林的亚瑟，莫蒂默和雷蒙德——萨克勒家族的三兄弟都是医生，在一生中捐款建设了很多设施，其中许多以其姓氏命名的机构今天依旧耳熟能详：华盛顿的萨克勒美术馆、哈弗大学的萨克勒博物馆、古根海姆的萨克勒艺术教育中心;卢浮宫的萨克勒馆。此外还有坐落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等十多所知名学府的萨克勒研究所和相关设施。萨克勒家族被授予了各种教授职位，也包揽了各项医学研究。艺术学者托马斯·劳顿（Thomas Lawton）曾经将亚瑟（Arthur）比喻为“当代先驱”。1987年在亚瑟去世前，他告诉他的孩子们，“让你离开时的世界比来时更美好”。

莫蒂默于2010年去世，而雷蒙德也于今年早些时候去世。这些兄弟留给他们继承人的，不仅是为人称道的慈善传统，还有富可敌国的巨大财富。亚瑟的女儿伊丽莎白位居布鲁克林博物馆董事会，她捐赠成立了伊丽莎白A.萨克勒女权主义艺术中心。雷蒙德的儿子理查德和乔纳森在耶鲁大学癌症中心任教授。理查德说：“我父亲让乔恩和我都相信慈善事业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莫蒂默36岁的女儿玛丽莎·萨克勒（Marissa Sackler）以及莫蒂默的第三任妻子特雷莎·罗琳（Theresa Rowling）创立了一个非营利的孵化器Beespace，后者对很多慈善基金提供了支持。玛丽莎最近指出，她发现“慈善事业”这个词已经过时。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企业家”。

当1880年大都会博物馆最初落成时，作为其受托人之一的律师约瑟夫·切特（Joseph Choate）在落成仪式上发表了演讲，宣扬了慈善事业的不朽：“都想一想，很多业内的百万富翁将获得多大的殊荣。你所做的，只是听取我们的建议，把猪肉变成瓷器，把原材料变成无价的陶器，把粗犷的矿石变成精美雕塑的大理石“。通过这样的转变，许多财富就会转化成永久的公众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族财富会被遗忘，但以捐献者命名的建筑物却永远存在。据《福布斯》报道，萨克勒现在是美国最富有的家庭之一，财产净值大约为13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洛克菲勒或梅隆家族。

真实的资产：止痛药帝国

萨克勒家族的大部分财富都是在近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但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财富的来源讳莫如深。虽然萨克勒家族经常公开谈及慷慨慈善的问题，但他们几乎不会公开谈论家族企业。其家族企业普渡制药公司是一家位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私人企业，研发推出了处方止痛药OxyContin。1995年该药品上市后，OxyContin被业内誉为医疗突破，这种麻醉性药物可以帮助患有中度至重度疼痛的患者。该药成为普渡制药公司的一枚重磅炸弹，据报道，公司营收约为350亿美元。

但是OxyContin是一种有争议的药物。其唯一的活性成分是羟考酮，是大名鼎鼎的海洛因的化学表亲，其强度高达吗啡的两倍。过去，因为众所周知这种合成药物是从鸦片中提取的，由于这类药物有一定的成瘾性，除了针对癌症引发的疼痛和用于临终治疗之外，医生一直不愿意开阿片类药物用作止痛之用。曾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的戴维·凯斯勒（David Kessler）表示，“几乎没有药物像阿片类药物一样危险。”

普渡制药公司针对OxyContin的推广发起了一系列营销活动，试图反对固有的态度，改变医生对阿片类药物的处方习惯。该公司之所以资助研究工作并并提高医生报酬，就是为了说明关于阿片类药物成瘾性的担忧被过分夸大，OxyContin可以安全用于更多疾病的治疗。医药销售代表将OxyContin称之为一种“可以长期使用”的药物，而数百万患者也发现该药物是止痛的绝佳良药。但是很多患者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依赖性，而一旦减量，虚弱感就随之而来。

争议中的止痛药：成瘾还是不成瘾？

自1999年以来，有20万美国人死于与OxyContin和其他处方阿片样药物有关的使用过量。许多吸毒者因为发现处方止痛药太贵或太难获得，已经转向使用海洛因。据美国成瘾医学协会介绍，在吸食海洛因成瘾者中，有五分之四的人都是从使用止痛药开始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最新数据表明，每天有145名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

布兰迪斯大学阿片类药物政策研究协作联合主任安德鲁·科洛德尼（Andrew Kolodny）与数百名患有阿片类物质成瘾的患者合作进行阿片受体研究。他表示，虽然主要是OxyContin以外的阿片类药物导致了许多成瘾症，但是由普渡制药公司精心设计的处方文化逐步导致了危机的产生。科洛德尼指出，“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些所有阿片类药物的处方趋势，可以看出在1996年，相关处方量陡然增长。这不是一种巧合。当年普渡制药公司发起了多方运动，误导了医疗界关于这个风险的认识问题。“当我问及科洛德尼普渡制药公司该对目前的公共卫生危机负有多大责任时，他回答说：”最大的份额“。

尽管你可以在数十座建筑物上找到萨克勒家族的名字，但普渡制药公司的网站却鲜有这个家族成员的身影，公司董事会的名单并没有包含萨克勒家族三代人的八名家庭成员。杜克大学医学院前主席，精神病学教授艾伦·弗朗西斯（Allen Frances）指出，“我不知道世界不同地方有多少房间是以萨克勒家族命名的。他们的名字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成果的缩影。但是，终归他们是以牺牲数百万成瘾者的生活为代价获得了这笔财富。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竟然摆脱了这一污点。”

雷蒙德·塞克勒和贝弗利·塞克勒

“萨克勒博士自认为也被认为是萨克勒家族的族长，“代表亚瑟·萨克勒子孙的律师曾经观察过。亚瑟是一位门牙有缝的指挥大师，曾师从荷兰精神分析师约翰·汉姆·范奥西森（Johan HW van Ophuijsen），萨克勒自豪地将范奥西森描述为“弗洛伊德最喜欢的门徒”。亚瑟和他的兄弟都是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移民的孩子，在大萧条时期的布鲁克林长大。他们三人都进入医学院深造，并在皇后区的Creedmoor精神病中心合作出版了一百五十本学术论文。以亚瑟自己的话说，他对“自然和疾病人类秘密”的方式特别着迷。萨克勒家族对精神疾病的生物学方向很有兴趣，例如那些电击疗法和心理分析。

但是，三兄弟真正积累财富的是在商业领域，而非医疗实践。他们向公众分享了创业历程。早在青少年时期，莫蒂默就是高中报纸的广告经理，通过游说切斯特菲尔德发布了一则香烟广告后，其获得了一笔五美元的佣金这在当时堪称一笔巨款。1942年，亚瑟在专门从事医疗领域的小型广告机构威廉·道格拉斯·麦克亚当斯（William Douglas McAdams）谋得了一个写作职位，获得的报酬能够支付他的医学费用。事实证明他对这项工作非常擅长，最终亚瑟收购了该机构，并彻底改变了整个制药行业。在此之前，制药公司还没有通过广告宣传的行径。作为一名医生，同时又是一名广告人，亚瑟对于营销的熟知展示了广告狂人般的直觉。他认识到，销售新药物不仅需要吸引患者，而且还需要获得开处方医生的认可。

萨克勒认为医生是无可置疑的公共卫生管家。他习惯说：“相比于国家，我更愿意把自己和家人放在一个同胞医生的判断和怜悯之下。所以在销售新药时，他设计了一种直接针对临床医生的运动，在医学期刊上放置广告，并向医生办公室派发文献。意识到医生受自己同行的影响最大，他引用业内杰出代表来批准他的产品，引用科学研究（这些研究经常由制药公司承担费用）来佐证效果。在萨克勒手下工作了十年的约翰·卡利尔回忆说：“萨克勒的广告看起来非常严肃，堪称医生与医生之间的交谈。但是这还是广告。“1997年，亚瑟入住医药广告名人堂，其终生成就在于”将广告宣传引入了药品营销“。但艾伦·弗朗西斯指出：”造成制药行业现状的可疑做法都要归因于亚瑟·萨克勒（Arthur Sackler）。”

一般而言，广告都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但亚瑟营销的技巧有时是一种公然欺骗。在20世纪五十年代，他制作了一个关于辉瑞抗生素西格马霉素的广告：一系列医生的名片，以及“越来越多的医生发现西格马霉素是抗生素治疗的最佳选择”，这等同于让棒球明星米奇·曼托为麦片打广告。但1959年，《星期六评论》的调查记者试图联系名片上的一些医生。发现这些医生根本不存在。

20世纪60年代期间，亚瑟对镇定剂Librium和Valium进行了大量营销。一个关于Librium广告的描绘了一名年轻女子携带一大堆书籍，并建议如果大学新生在离家之后感到焦虑，最好的方式是用镇静剂处理。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受到身份认同感的折磨”，此外还补充说，大学生活带来了“一个关于全新世界的焦虑。“这则广告跑在一本医学杂志上。此外，萨克勒也对Valium进行了大量推广1965年，一位医生在《心理学》杂志上写道：“我们何时不使用这种药物？”一项活动鼓励医生为那些并没有精神病症状的人开出Valium：“对于没有病理学可证明的患者，可以考虑使用Valium。“Valium的制造商Roche并没有对其潜在成瘾性进行深入研究。在该企业与萨克勒合作过的温格尔森（Win Gerson）多年后指出，Valium的营销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部分原因是该药物的效果非常好。格尔森说：“起早就了很多废人，但这种药物是有效的。”到1973年，美国医生每年开出的镇静剂处方超过一亿张，无数的病人开始依赖于镇静剂。参议院曾就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所说的“依赖性和成瘾性的噩梦”举行过听证会。

在运营广告公司时，亚瑟·萨克勒（Arthur Sackler）还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每个半月出版一次《医学论坛报》，其受众有60万名医生。他自嘲自己既是制药广告公司的负责人又是医学期刊出版社的负责人。但是在1959年，他旗下的MD出版社，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抗生素部门主管亨利韦尔奇(Henry Welch)支付近30万美元，让后者帮忙推广某些药物。有时韦尔奇在发言时，会把某些药物的广告口号插入讲话中去。（这一交易被发现后，韦尔奇被迫辞职了。）当我问及关于韦尔奇的丑闻时，受访者笑了起来，并说：“他被亚瑟选中了。”

1952年，萨克勒兄弟收购了一家小型专利药公司Purdue Frederick，该公司位于格林威治村，主营业务是生产泻药和滴耳液等简单药品。根据相关法律文件每人控股三分之一，但被出版和广告业务缠身的亚瑟扮演了一个消极的角色。记者Barry Meier在2003年出版的《痛苦杀手：奇迹药物的成瘾与死亡之路》一书中指出，亚瑟对待他的兄弟“根本不像兄弟姐妹，而是对待像小孩一样。“而现在，雷蒙德和莫蒂默成为联合CEO，拥有了自己的公司。

60年代初，田纳西州参议员埃斯特·凯福韦（Estes Kefauver）成立了一个研究制药业的小组委员会且发展迅速。曾经调查过黑社会的凯福韦对萨克勒兄弟特别感兴趣。凯福韦手下工作人员编写的一份备忘录指出：“萨克勒帝国有完全一体化的行动，可以在其控制的药物开发企业中有目的地制造出一种新的药物，有关于该药物的临床测试，并从各医院获得有关药物测试的有利报告，有联系方式，有广告手段，并在自己的医学期刊上发表临床文章以及广告文案，还会通过报纸和杂志上的公开文章进行营销植入。“1962年1月，亚瑟前往华盛顿，与凯福夫小组委员会当面质证。参议员小组对他提出了各种尖锐的问题，但亚瑟是一个强大的对话者——圆滑，冷漠，言语无可挑剔，没有参议员能否定他。萨克勒抓住了凯福韦的一个错误，并说：“如果你受过医疗相关专业的学位培训，你就不会犯这个错误。”有人质疑一种胆固醇药物会造成脱发等副作用，萨克勒面无表情地讲，“相比于冠状动脉加厚，我宁愿掉头发。”

随着萨克勒家族越来越富裕，他们成了艺术品的常客。1974年，三兄弟向大都会博物馆捐赠3500万美元，用于建造典德尔神殿的翼楼。当年莫蒂默在这里举办了一次奢侈的生日聚会。蛋糕是伟大的狮身人面像的形状，但它的脸已经被莫蒂默替代了。

1987年4月，亚瑟·萨克勒（Arthur Sackler）73岁时，他让自己的第三任妻子吉利安掌管整个家庭支出。他口述了一个简短的备忘录：“我决定自行负责我的遗产问题。”一个月后，亚瑟心脏病发作死亡。家族在大都会博物馆为其举行了追悼会，但亚瑟的孩子们和吉利安就遗产分配问题反复争吵，并因为房产与莫蒂默和雷蒙德争论不休。他们指责吉利安试图窃取他们应得的遗产。根据家庭会议记录，亚瑟的女儿伊丽莎白认为亚瑟隐藏了一些真正的价值投资，因为他不想让莫蒂默和雷蒙德知道。”一位家庭律师告诉孩子们，“两边都没有绝对的胜算。”

亚瑟的后裔仍然拥有Purdue Frederick制药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莫蒂默和雷蒙德也有兴趣购买股份。该公司已经搬到康涅狄格州，最终更名为普渡Purdue Pharma制药公司，在家族的管理下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这样的财富似乎并不多。在两兄弟出价的时候，普渡制药公司已经开发了一种新药：OxyContin。

人类种植了罂粟的历史已经有五千年。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也承认这种植物的疗效。但即便古代，人们都清楚，麻醉药物的功效被其成瘾的危险性所抵消。在1996年出版的《鸦片：历史》一书中，马丁·布斯（Martin Booth）指出，对于罗马人来说，罂粟是睡眠和死亡的象征。在20世纪80年代，雷蒙德和莫蒂默在普渡制药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开发出一种新型止痛药MS Contin，这是一种具有“控制释放”专利配方的吗啡丸：药物会在数小时内逐步溶入血液。（“Contin”是“连续性”的缩写。）MS Contin成为普渡制药公司历史上销量最大的药品。但到80年代末期，产品专利即将到期，普渡制药公司高管开始寻找一种替代药物。

负责这项工作的是雷蒙德的儿子理查德，这是一个神秘，举止略显笨拙的人，其曾经接受过医学培训。理查德于1971年加入普渡制药公司，从担任他父亲的助理开始一路上升。他的名字曾出现在许多医学专利上。1990年夏天，普渡制药公司科学家向理查德和其他几位同事发了一份备忘录，指出MS Contin“面对严重一般性竞争的能力有限，必须考虑其他受控释放的阿片类药物”。该备忘录描述了正在进行的研发工作，是开发一种含有羟考酮的产品，羟考酮是德国科学家在1916年开发的阿片类物质。

羟考酮生产成本较低，已经被用于其他药物，比如羟考酮和阿司匹林混合的复方羟考酮Percodan，以及羟考酮与泰诺酚混合的对乙酰氨基酚Percocet。普渡开发出一种纯的羟考酮药丸，具有与MS Contin相似的释放配方。该公司决定生产低至10毫克的小剂量药丸，而剂量为80毫克和160毫克药丸的效力远远超过市售的任何处方阿片类药物。正如巴里·梅尔（Barry Meier）在《疼痛杀手》中写道，“在麻醉的功效方面，OxyContin绝对是一种核武器。”